夏含夷谈张政烺

夏含夷

 （ Edward L. Shaughnessy，芝加哥大学教授）

 

张政烺，字苑峰，中国古史研究界最受人爱戴的人，因长期患病，于2005年1月29日与世长辞，享年93岁。他的漫长学术生涯，上可追溯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早期阶段，下止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属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供职期间。他是历史所的创始人之一。在历史所工作的很多年里，他一直兼任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负责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张先生的学术作品，已经全部搜集整理发表于刚刚出版的《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中。尽管他的学术贡献，如果只以他自己的著作来衡量，数量好像少了点，但如果以他培养的学生们的著作来衡量，却数量巨大。他们成就了他在当代中国古史研究上的名山事业。他家的大门对外国学者也是永远开放，这个优雅的寓所，就在历史所的斜对面，凡是去过他家的人都可证明，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诲人不倦。

 

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会议间隙，张先生同美国学者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日本学者伊藤道治（左三）、高嶋谦一（左四）合影。

 

张教授是1912年4月15日生于山东荣城，一辈子都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在老家接受的是私塾教育。然后负笈北京大学，1936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一毕业，他就当上了史语所的图书管理员，负责为已经初具规模的该所图书馆，用有限的经费，增购新的图书。他说，这使他在版本校勘之学上受益无穷，因为打下这方面的底子，后来才有淹通群籍、于书无所不窥的传说。进入史语所不久，如何把史语所图书馆的13万册书从湖南长沙（这些书是从南京搬到长沙）押运到四川南溪，这个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说，他之所以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一本也没丢，主要因为他热爱这批图书，而不是天生就有做后勤工作的本事。

 

安阳“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部分与会学者合影，一九八四年十月。

前排左起：刘起釪、胡厚宣、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张政烺、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田昌五；

后排左起：王培真、宋镇豪、范毓周、王宇信、杨升南、萧良琼。

 

1946年，他在他的母校北京大学拿到历史系教授的职位。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当中央研究院流亡台湾之际，他才没有打算跟史语所再一次迁徙。1954年，他以研究员的身份成为历史所筹备委员会的成员。终其一生，他一直保持着这一职位。

张政烺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他自己的专著。但他发表过一百篇学术论文，讨论范围从甲骨文、金文到宋明时期的文史专题。1973年马王堆帛书发现，他还负责过帛书《周易》的整理。不幸的是，90年代中晚期，疾病终于剥夺了他的工作能力，这个任务直到现在也没有完成。然而，它却引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只要一提这个发现，人们就会想到他。1979年，在中国古文字学会于吉林长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陕西省的与会者带来了刚刚出土的周原甲骨的照片，照片上有成组的铭刻符号，当时还无法释读。由于他先已写过研究马王堆帛书《易经》的文章，受此启发，张先生悟到这些符号都是数字，并且推测，这些六数一组的符号就是《易经》卦画的原形。当晚，回到宾馆的房间，他动笔写出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第一稿。该文很快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4期，403－415页，并以AnInterpretation of Divinatory Inscriptions on Early Chou Bronzes为题，翻译发表于《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六期（1980－1981年），80－96页。讲《易经》占卜的起源，这一著作始终是引用最多的作品。

 

 

 

安阳“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部分与会学者合影，一九八四年十月。

前排左起：刘起釪、胡厚宣、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张政烺、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田昌五；

后排左起：王培真、宋镇豪、范毓周、王宇信、杨升南、萧良琼。

 

张政烺写这篇影响巨大的文章，简直是立马可待，这和他的性格特点可大不一样。我还清楚地记得，1980年在伯克利开会，我给他当翻译，当时有个与会者催他，让他表达观点时，最好能快一点。张先生回答说，用他浓重的山东口音说，我这个人，走路走得很慢，吃饭吃得很慢，说话也说得很慢。他对自己的这个特点很有自知之明。作为书法家，他享有盛誉。他挥毫书写过无数作品，最后一幅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通讯》之请，为它的1997年号题写。因为1997年是牛年，他的题辞是：“以牛的勤恳、踏实的精神，为两个文明做出贡献。”他选这句话作为他对中国古史研究者的告别之辞，表达了他终生的信念。

 

（李零 译）

 

出处：张政烺著，李零等整理《张政烺论易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