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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怀念:周南京教授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 点击数:341 | 更新时间:2017/5/9 10:17:30 | 文章录入:cj | 【字体:

回忆与怀念:周南京教授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

 

吴小安

 

 

人的成长,固然是不断求知的过程,也是不断感化的过程。成长中,固然有刻骨铭心的挫折,也有春风化雨的关怀。人到半百,人生已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2015年大年过后,我在厦门大学的师母沈仁松教授离开了。同年7月,我在马来西亚导师谢文庆教授也走了。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我生命中如同亲人般的贵人。20165月,周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两个月后,我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如同我母亲离世一样,对我而言,周老师住院和离世,很突然,很意外,很不时候。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甚至连悲痛机会都不给。转眼间,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不经意中一个一个先后离开,谁都会很难消受。虽然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临,但逝者离开后留下的那份难舍滋味,却经常涌起,不好受。

 

2016年春季学期我开了三门课,课业相当重。与此同时,家母也因摔倒一直病重卧床不起。个人呢,则饱受恼人的颈椎职业病和年龄病的折磨。429日,我正在家里备课,接到很久没有联络的吕师母电话,心里隐隐有一种不祥预感。以前若有联络,每每都是周老师自己打电话给我,吕师母一般很少打电话的。吕师母说,周老师住院了,在电话里告诉了我周老师病情的严重性。如同吕师母的电话一样,周老师病情恶化很突然,事先并没有啥征兆。第二天是周六,早晨我和我太太一起到北大医院探望周老师。见面时,大家心照不宣,不谈病情。周老师精神很好,一如既往般乐观、开心和幽默。当着我太太的面,我还特地解释,我与周老师之间平时一直都没有刻意的嘘寒问暖等等。周老师一句自然平淡“自己人不必客套”的真情流露,让我感到隔代人的相知释然。温暖的同时,暗暗恨自己,觉得自己其实很庸俗。我立即将周老师病情向中国侨联和国侨办相关单位作了通报,心里却相信,周老师应该会没事、能挺过去的。2009年夏天,几次大病那么严重,他都缓过来了,相信这次也会一样。所以,中间我仅仅去看望过周老师一次。17日下午1点半左右,我正在家吃饭,再次接到吕师母电话,说周老师快不行了,我立马放下碗筷向校医院奔去。赶到医院电梯时,发现周老师一位女婿刚落后我几步。我没有坐电梯,直接上楼梯。到了病房,发现周老师心脏仍在跳动,人已经没有了意识,满脸安详。208分,周老师便很快离开了我们。

 

我与周老师从相识到相知,应该是很有缘分的。然而,这种缘分,起初并非是刻意经营、有意为之,而是一个自然、平淡、缓慢和长期的过程。除了东南亚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的共同情节,到今天我仍在想这个问题:我其实并没有为周老师做啥呀,为什么周老师会对我个人如此厚爱?早在厦门大学做学生时,周老师大名对我便不算陌生。我在厦大留校任教后,道听途说其大名更多是与他组织编写浩大工程和获取一笔巨额赞助基金相关。93年到荷兰留学,因荷兰与印尼殖民主义历史的关系,作为印尼归侨和治华侨史的学者,周老师的名字更是在谈论中被经常提起。回国之前,有关周老师传闻主要是与《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主编以及他强烈的个性有关。加盟北大之后,如我个人性格局限与不懂事,印象中我从未给周老师打过电话,遑论到府上向周老师请安拜过码头。直到2003年秋季,我应李安山教授之邀参加在北大举办的一个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讨会,才第一次一并正式见过周老师、梁英明老师和丘立本老师。见面时,照例一般性客套,没有任何刻意的想法,会后依然淡然。随着在国侨办、中国侨联、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座谈会、团拜会和北大研讨会发言见面机会越来越多,大家都是秉性难改的直肠子,各显本色,都是心里有啥说啥、想说啥便说啥,不会刻意看人脸色。久而久之,后来偶然听人说,周老师说我很对他的脾气。我不知是否真的是这样,反正我从未向他求证过。

 

记得有一天,中心原秘书长李安山老师对我说,要我接任他的职务。我与周老师个人接触才开始逐渐多了起来,但也仅限于中心业务的范畴而已,私交其实并不多。除了性格因素外,其他的原因可能受自己小孩年幼、家务繁重、个人事业发展打拼等世俗生计相关吧。20092月底,我从新加坡客座回校赶上春季学期课程。自己还没有来得及知会周老师,奇怪他竟然知道我回来了。3月初,他亲自打电话给我家中,说要让我接任中心主任。坦率地说,我对此是感到很突然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当时予以婉拒。我是知道周老师脾气的,怕电话里说不清,说周五我会亲自到他家拜访详细解释。经过两个小时的解释和说明后,周老师仍不为所动,甚至说这是中心大部分老师的意见,不然中心将就地解散。中心被解散的责任,我个人是承担不起的;但同时也对周老师华侨华人研究的一片苦心,更是感同身受,深感责任重大。同年夏天,周老师突然生大病,进了重点监护室。吕师母告诉我,周老师进监护室前,仍念念不忘中心事宜,特地向她做了专门交待,并要她尽快全部交接与我。我知道,这不仅是信赖,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自此,我做事做人反倒比以前拘谨小心了许多。

 

学界公认,周老师是一位个性鲜明、性格强势的学者。不过,周老师本人对此倒是清醒自觉的,并且一直是引以为豪的。清醒和自觉,不仅指有意而为之,而且清楚其中的后果。引以为豪,明明知道个性鲜明意味着什么,却依然我行我素、无怨无悔。这很了不起,不是很多人能够做得到的。凡此种执着,任何人倘若没有足够的底气与敞亮,实力与坦荡,相信也都是无法坚持到最后的。而同时又要做到自己不会因此被伤害、被扭曲,这更不简单。对此,他自己写道:

 

“坦率地说,北大的老同事、老朋友曾经奉送给我各种外号,他们当然是根据与我多年相处[的经历],抓住了我的性格上的某些特点而戏谑我的。例如,周大炮,因为我平时直言不讳,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很荣幸,孙中山也有此外号);周克鲁(克鲁是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略称。大家知道巴金早年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巴金二字是巴古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略称。但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只是自由主义者,在性格上不喜欢约束,喜欢我行我素,故老朋友给我这样的外号);实干家;拼命三郎……。在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给我的外号中,就是没有见钱眼开这一条。”[1]

 

尽管周老师大炮性格,但他绝非是鲁莽行事的。凡此种坚持,除了与周老师不服输、不信邪、不屈挠的顽强有关,实际上更是以一种个人价值观与职业操守原则为底线和依托,并且是以一种周氏风格的率直与抗争方式进行的。大凡熟悉周老师个人家庭背景与印尼华人族群经历的人们,对此应该是不难理解和不足为奇的。记得在厦门开会晚上一起散步时,我曾有意识地问他:有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过斗过?他回答说,从没有过。必须承认,当时听后我是吃惊的。后来我私下想,这固然或许与周老师年轻时撕毁荷兰出生证书、脱离资本家家庭回国读书背景经历的底气和硬气相关,也与周老师刚正不阿的强势个性不无关系,但很难说与周老师的斗争智慧不无关系。所以,周老师虽然有斗士、大炮之誉,但他却不是政治不成熟、鲁莽蛮干的一介书生。相反地,我相信,周老师是懂政治的,不仅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而且很有一套周氏风格的斗争策略和技巧。

 

怀念任何一位学界长者,于公于私,既要述及个人之间的交往,又不能回避逝者对学科的重大贡献。如同时代学人一样,周老师治学,真正开始是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身为华侨,有意思的是,周老师直到那时才开始从事华侨华人研究。同样有意思的是,虽然周老师来自印尼,并且印尼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大国,然而周老师却舍近求远,首先治菲律宾华侨华人史,而不是得天独厚、近水楼台的印尼华侨华人史。周老师本人说,他治菲律宾华侨华人史,是机缘巧合。然而,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周老师才转而开始研究自己侨居国的印尼华侨华人史。不做与做之间取舍,却绝不是机缘巧合而已,应该是经过仔细掂量之后的慎重决定。于此,周老师应该是讲政治的,一点都不任性。

 

在中国学界,周老师被熟悉和景仰跨越两大领域: 东南亚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在国际学界,周老师为人共知,同样贯通两大领域:华侨华人研究与东南亚研究。之所以两大领域之间颠倒次序,不是故作文字游戏,一方面,在国内学界周老师前半段职业生涯是与东南亚研究关联更密切,后半段则主要是华侨华人史;另一方面,在国际学界,周老师学术声名广为人知的是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学者,远远超远了东南亚研究的地域范围。以领军学者相关联,在国内学界,纵向比较,周老师与韩振华、朱杰勤等前辈学者并驾齐驱;横向比较,周老师与梁英明、丘立本等同辈学者并肩奋斗。从亚非拉史一般编纂,到专攻菲律宾华人问题研究,再到一般华侨华人研究,进而到印尼华人问题研究,周老师的治学道路深刻地受到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和对外开放轨迹的影响。

 

周老师一生论著多产,种类繁多,包括专门研究论著、词典与大百科全书、理论文章与翻译作品、报刊杂文、诗歌文集等等,涵盖了周老师一生不同阶段的学问人生。大致而言,主要分为如下几大类。第一类是最广为人知、本人最骄傲、投入精力最多、也最能体现其组织管理能力与不屈不挠的意志力的是两个工程浩大项目的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1993)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12卷,2002)。第二类是关于印尼和菲律宾华侨华人的两本专题学术著作: 《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研究》(2006)和《菲律宾与菲华社会》(2007)。窃以为,前两大工程项目主编的广泛社会政治影响遮蔽了后两本学术专题论著的厚实功力。第三类是关于东南亚历史与东南亚人物和政治问题的论著,包括著作整理、资料汇编、翻译、审校和主编:其一,整理巴人遗稿《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下册,1987)和《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上下册,1995); 其二,《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1996,合作编译)、《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资料汇编,合作编译,1998)、《政治漩涡中的华人》(译著,2004)、《境外华人国籍问题讨论辑》(2005)、《黄仲涵财团》(译著,1993)和《萧玉灿传》(译稿审校,2001)。第四类是周氏特色的杂文与周氏才气的诗集,包括《周南京有话说》(2006),《周南京诗集》(2014)和《柳暗花明诗词集》(2015)等,涵盖自然、社会、政治、学问、人生、亲人、同学、同事等非常广泛的论题。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无论是年轻时的轶事趣事,还是年老时的回忆记述,周老师依然是真情流露、毫不掩饰,是非对错,泾渭分明,尽显其一贯的张扬率真、敢爱敢恨、天马行空与侠骨柔情的豪迈本色。

 

如此写意与任性、透明与率真、多彩与清醒,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坚守的。支撑周老师个人强大的内心,除了其鲜明个性秉性,应该最终与一份大情怀密切相关:对回归的祖国、对出生地的南洋和对华侨华人研究事业,周老师的赤子之心与拳拳之情,清晰鲜活,跃然纸上,溢于言表。“胸怀中国,心系南洋,情牵侨史”,此三位一体的学术人生与情怀,我相信,自始至终贯穿了周老师一生,并且忠贞不渝、痴心不改。这应该是周老师可敬可爱之处,也因此塑造了他的人生历程。人生如此,不枉一世。周老师是骄傲的,也值得骄傲,应该有无数理由安息了。难怪他走的时候也是静悄悄的,没有与许多亲朋好友告别。即使身后,周老师也是毅然选择魂归大海。不仅浪漫,而且一往情深;不止豪迈,也许还有心愿和寄托。

 

 

20174月于北京五道口



[1] 《周南京有话说》,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65月,第1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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