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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谁传语报春至 折取东风第一枝——77级高考30年回眸
 
文章来源:陆丹尼 | 点击数:398 | 更新时间:2018/3/27 20:13:24 | 文章录入:webwalker | 【字体:


凭谁传语报春至 折取东风第一枝——77级高考30年回眸
  
陆丹尼

  作家柳青在他的《创业史》中写道:“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1977年的高考,对于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躬逢其盛的数以千万计的莘莘学子来说,无疑就是他们人生道路上至关紧要的一步。一代年轻人的命运由此分野,有的从此踏上柳暗花明的坦途,有的前程就变得晦暗莫测。
  77年的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也是参加考试人数史无前例的一年。在同一时刻,全国570万考生一起站在了争取命运转机的起跑线上,经过空前激烈的竞争,他们之中有27.3万人脱颖而出,成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录取人数仅占考生总人数不到百分之五。那是名副其实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二十多万抵达理想彼岸的同时代人中的幸运儿,从此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77级。
  77级的人说到当年亲身经历的高考,谁没有满肚子的故事啊!我的故事很普通,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经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大时代的风貌。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难道不正是通过个体化的叙事而存在,而具有意义吗?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1976年“三.八妇女节”那天下的乡。比起那些已经在农村修了十年八年地球的老知青,我是个资历很浅的新兵。对于老知青,插队生活似乎没有尽头,个人前途看不到什么希望。想到将来,一派“雨雪霏霏看杨柳,望断天涯路”的惆怅。 而我因为下乡时间不长,刚开始独立生活的新鲜感还没过去,虽然生活苦,农活累,心里并没有太多悲凉愁苦的感觉。知道招工、招兵、推荐上大学的好事儿我还不够资格去梦想,就老老实实地和当地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吧。然而无论如何做不到“逍遥于天下之间,而心意自得。” 我插
  队的村子小而僻,不通电,家家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杂粮红芋干。村里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更谈不上什么文化生活。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姊妹都没上过学,谈天的内容不外是家长里短、针头线脑之类。闭塞和乏味的生活环境常常让我感到憋闷。我渴望呼吸一点外面的新鲜空气,盼望生活中出现某种转机。翻翻那时的旧日记,1977年8月25日写下的一段话可说如实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看到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我的思想便随着奔往辽阔的远方;看到天空中凌空翱翔的飞机,又会引起我无穷的遐想;看到那展翅高飞的鸟儿,我也羡慕地想到:它们多么自由自在。可是当眼光收回到这散漫的野地,这七零八落的庄稼院子,我的心便从千度降到零下。于是我便不由自主地发出叹息:“唉!”

  当我和成千上万我的同时代人在天南地北的田野里望天磋叹的时候,有谁能够想到,在北京的中央高层,一个关乎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重大决策正在酝酿,一场路标转换式的变革正在迫近。
  1977年6月29日到7月1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座谈会,主要议题是关于恢复高考和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问题。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就停止了。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一个调查报告上作批示曰:“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就是所谓的“7·21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精神,1970年6月,部分高等院校开始试行招生。但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个招生办法一直实行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恢复通过考试招收大学生成了上下一致的愿望。但若要恢复高考的话,能否允许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考试呢?这成了高校招生座谈会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文革影响犹在,人们的思想还未从噤若寒蝉的状态完全解放出来。会后教育部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中试探性地提出:招收占招生总数1%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就在这次招生会议结束之际,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了。他复出伊始,首抓教育。在8月8日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发表讲话时,他语气明确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邓大人发了话,教育部旋于同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这次招生会是建国以来为期最长的一次,从盛夏的8月13日一直开到金秋的9月25日。会议久拖不决的原因仍是在应届毕业生能不能参加高考的问题上委决不下。最后邓小平发了脾气,明确表态说:“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的讲话一锤定音,会议终于确定了当年的招生政策。
  10月12日,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教育部《关于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于1977年恢复高考。关于考生资格,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也就是说,自1966年文革开始,废除高考以来积聚的十几届初、高中毕业生,机会均等,人人都有资格通过考试这一公平竞争的方式,争取上大学的机会。政策甫出,消息不胫而走,神州大地顿时像开了锅的热水一般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激动难抑。成千上万对前途感到心灰意懒的年轻人陡然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们就像听到了冲锋号的战士,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全力以赴参加这场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竞争。

  我所在的穷乡僻壤凡事总比外面的世界晚着半拍。那时正值“三秋”大忙,遍地是等着收获的秋庄稼,社员们整天在地里忙秋收。割罢豆子摘棉花,掰完玉米起红芋,常常饭都不能按顿吃。我有很长时间没回城了,对外边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恢复高考的消息毫不知情。当消息终于传到我们这个角落时,已是十月底了。乍一听说,如闻激雷,先是震撼、继而兴奋,震撼和兴奋之后又感到万分的焦急和慌乱。直觉告诉我,一个命运攸关的机会突然降临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机会,也是我的机会啊。赶紧呀,赶紧!能不能展翅高飞,就看你的能耐了!
  可是眼下怎么办?我不能丢下这里的一切,立马回城去复习呀。生产队里每天都在收获粮食,不论是掰玉米还是起红芋,一块地收获完毕总是就地进行分配,除了留够一定数量的公粮,剩下的就根据每家人口和挣的工分核算出各家应得的份额,分给各家去收管。家家户户把分到手的各种秋粮运回家后,每天还得把它们搬出来晾晒,直到干透才能储藏。而红芋通常是一分到手,村民们就用红芋刀——嵌在一块木板上的锋利刀片——把红芋就地推削成红芋片,撒到田里晾晒。天好时,两天就能晒干拾回家。但若是碰上下雨,哪怕是在半夜,有人一声吆喝,全村不论男女老少,都会闻声而起,摸黑奔向田野,借着红芋干泛出的点点白色把它们手忙脚乱地捡拾起来。往往忙乎到天亮,刚把红芋干收好,雨又停了,又得赶紧把它们再撒出去晒。着了雨的红芋干会生出点点霉斑,公家不收,集市上也卖不出价钱,拿来喂猪,猪都不爱吃。
  我是小村里唯一的知青,单人独户,没有帮手。收红芋的时候,别的农户都是派家中一人跟着队长和会计参加分配,其余人则忙着加工已分到手的红芋。而我只能在不同的地块里分给我的红芋堆之间奔来跑去,忙得恨不能变成千手观音。想着即将到来的、毫无准备的高考,看着自己被秋收拴在庄稼地里无法脱身,我心里急得像火燎。下乡以来再苦再累都能处之泰然的我,此时为难得掉了眼泪。
  这期间,按规定的高考报名时间去了一趟公社。在公社大院,知青办热闹得像蜂房一样。上百名知青蜜蜂般进进出出,忙着领表、填表、咨询、交换信息。知青办主任老王,本是县供电所的一名科员,城里的一个普通干部,因为毛主席有指示,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他就被下到了本公社当了知青办主任。恢复高考的政策一传达,老王就好比老太太坐飞机——抖起来了。因为知青办算是知青们的娘家,老王自然就是知青们的当家人。高考废了有十来年了,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这些年轻人对高考啦,大学啦基本上没什么概念,谁跟他们说这些呀?现在突然间龙门重开,又要高考了,知青们带着一脑门的问题来到公社,不问老王问谁去?其实,知青们的问题也不复杂,但都需要准确明了的答案。像我,填完了报名表上姓名、年龄、家庭出身、个人成份等项后,到报考志愿那一栏就挠起了头皮。表上让填三个大学和三个专业。我那时光知道本省首屈一指的大学是安徽大学,就在第一栏里填上了;我决定要报考文科,所以在专业志愿上先填了个中文系,想了想,又填了个史地系。因为我们上中学时有史地课,高考的文科类也有史地科目,所以填史地系总不会错吧?我暗自揣想。可是表上还有两个大学和一个志愿空着,该填什么呢?
  老王正被知青们包围着,以一当十地招架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挤到跟前,瞅个空儿,赶紧把自己的报名表递到老王面前,恭恭敬敬地问:“王主任,你看我这表上还得再填两个大学和一个专业,你说该填什么?”
  老王拿过我的表,瞄了一眼说:“唔,不是还有个安徽师范大学吗?好像是在芜湖还是马鞍山……”
  旁边有知青接嘴说,“在芜湖。”
  “嗯,在芜湖,”老王点头同意。又道“这个安师大还有个分校,就在咱们地区。这不就够三个大学了吗?”我听了如获至宝,赶紧把安师大和安师大分校填上。现在表上只剩最后一项,也就是第三个专业志愿还空着了。
  我又问:“王主任,我要考的是文科,已经填上了中文系和史地系,不知道大学里文科还有什么专业可填的?”
  老王也被这问题难住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来。两眼望天琢磨了一会儿,然后胸有成竹地对我说:“就填个‘毛泽东思想系’!”
  “毛泽东思想系?”我有点儿狐疑地问:“大学里能有这个系吗?”
  “怎能没有?”老王举出了充分的根据:“就说咱们这儿吧,哪个大队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个公社也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往上说,县、地区也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你说,大学里还能没有毛泽东思想系?”
  听老王说的在理,我心服口服地在专业志愿的第三栏,工工整整地填上了“毛泽东思想系,”就把表交给了老王。

  秋收一完,我片刻不敢耽搁,马上收拾东西回了城。回城以后才发现,我比别人又晚了半拍。我高中的大多数同学早都闻风而动,义无反顾地丢下乡下的一切回城复习了。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嘛。数数离考试的日子满打满算还有一个月,好钢得用在刀刃上,有限的时间得用在关键的地方。那时可不比现如今,高考复习和辅导材料多得满坑满谷。我们复习迎考时,除了高中上过的教科书以外,什么现成的辅助材料也没有。而且文革前的初高中教科书和文革当中的也满不是一回事儿,即使依据教科书去复习,也不知道该以哪个时期的为准啊。对于高考要考什么,谁也没个谱。好像狮子吃天,无处下口。
  77年的高考,文科要考四门:数学、史地、政治、语文。我想,复习时间有限,语文就不花时间了,这门功课也不是靠短时间突击能提高得了的。我对自己的语文和作文向来比较有信心,就凭老底子上吧。政治,能做的就是背背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加上报纸上的时事新闻,考试时随机应变吧。史地呢,也就是把中学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上的内容温习一遍,记住要点。比如中国历史上各次农民大起义的时间、原因、领袖、口号、推翻了什么王朝,建立了什么王朝;再比如中国有多少个省,每个省的省会是什么、气候如何、主要物产是什么等等。最令人头痛的还是数学,咱考的是文科,干嘛非给戴上数学这个紧箍咒?数学好不好对学文科的来说,根本是笨狗撵兔子——不沾边嘛。我上高中的最后一年,正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本来已经被二次复出的邓小平抓得有了起色的教育哗啦一下又乱了套。我们不再按部就班地上课,全年级学生分成农机、政文和红医三个班,分别到工厂、农村和医院去进行“社会实践”。结果到毕业时,高中的最后一册数学书连碰都没碰,里面的内容是排列组合、二元一次方程和微积分,这也正是高考中最令我担心的。曾在教育部门工作过多年的父亲告诫我说,四门功课起码门门都得及格才有希望被录取,有一门不及格,其他几门考得再好也没用。我觉得数学是我的弱项,不能让它搅了我上大学的美梦。复习的重点就放在数学上了,首先得把该学而没学的内容补起来。于是,我和两个高中好友天天赶到母校去找数学老师补课。等把那本数学书学完了,考试的日子也差不多到了。
  77年的高考,是一个受到全民关注、波及整个社会的大事件。其中很多戏剧性场景,30年后回想起来,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当时确实发生过。那年高考的热烈气氛是前所未有的,有人形容那阵势就像是电影《列宁在1918》攻克冬宫的前夜似的,的确如此。高考前的一两天,各公社的考生就纷纷搭长途汽车、坐手扶拖拉机、骑自行车或步行赶到县城里来。地区、县的招待所和一些指定的中小学校舍都临时变成了考生宿舍。知青考生们分别由各公社知青办主任带队,以公社为单位集中住宿。招待所的所有房间都住满了考生,房间地上铺着稻草,考生们或坐或卧在稻草铺上,抓紧最后的时间复习。各公社的带队干部们则各显神通,争相请来本地几所高中的数理化老师,给本公社的考生们恶补,图得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考试前的那个晚上不巧还停了几小时的电,考生们用马灯、汽灯、蜡烛、手电照着亮,围着老师如饥似渴地讨教,恨不能把老师肚里的知识一把抓过来。居然没有发生火灾。
  考试那天,整个县城都沉浸在兴奋不安中。一大早,街上就红旗招展,人群鼎沸,只差没有敲锣打鼓了。各公社都打出本公社的旗子,引领着本公社的考生朝指定考场进发。我跟着“三铺公社革委会”的大旗往前走,直觉得像是参加一场盛大的游行。街道两旁站着很多看热闹的市民,都带着鼓励和赞许的神情目送着逶迤行进的赶考队伍,不时有人充满热情地吆喝一声为考生们鼓劲,“好好考啊!”“考他个状元!”

  77年的高考,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因省制宜。各省的考试时间和考试内容都不一样。有的省还有初试和复试;有的省,比如安徽,则是毕全功于一役,不用复试,直接录取。
  考试一共进行了两天。头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史地(理科考理化);次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语文。都是上午8:30考到10:30;下午1:30考到3:30。考完上午的试大家便各自回家或回临时住处吃饭歇息,下午再回考场接着考。
  说到考试内容,只记得我最为担心的数学感觉并不难,我每题都作了,出了考场跟别人对答案,基本上还都做对了。政治考题里有一道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边默唱一边写下来的。语文考试包括语文基础知识和作文两部分。各省的作文题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北京的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上海的是 “‘知识越多越反动’吗?” 浙江的最短也最能发挥文学想象力:“路。”安徽的作文题有两个: 一个是 “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 另一个是 “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 我选的是第一个。这个题目源自叶剑英元帅的《攻关》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至于自己在作文里都写了些什么,至今已经全无印象,但想必颇入阅卷老师的法眼,不然也不会得高分。虽然77年的高考不公布分数,考生们还是能从自己是否被录取,被什么学校录取来大致推断自己的考试成绩。
  四门全考完后,我感觉良好。回家把尚能记得的史地、政治、语文考试题和自己怎么答的跟父母细细述说了一遍,并且说各门考试都比自己原来想象的容易。父亲听完,眉飞色舞地一拍大腿说:“我看你安徽大学应该考得上了,顶不济也能进那个安师大分校,反正录取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的日子是在忐忑不安而又满怀希望的等待中度过的。1978年是马年,似乎预示着中国将如骏马一样,摆脱羁绊,扬蹄疾奔。记得那年的元旦社论是《光明的中国》,很能代表当时全国上下的精气神。乱糟糟的十年过去了,“四人帮”打倒了,高考恢复了,一切都开始好起来。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全都感到有了希望,有了光明的前景。
  就在元旦的前一天,有确切消息传来,我们三铺公社的上百名考生中,有五人考上了大学,四理一文,我就是那唯一考上文科的。录取我的学校不是安徽大学也不是安师大分校,而是北京大学!录取我的专业不是中文系更不是什么“毛泽东思想系,”而是历史系。过罢元旦,正式的《入学通知书》终于来了:

  《北京大学学生入学通知书》
  ×县三铺公社革委会转×××同志:经学校录取,安徽省高校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入我校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普通班学习。请于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凭本通知到校报到。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1978年1月28日

  捧着印有“北京大学”红字的牛皮纸大信封,内心的惊喜和激动真是难以形容。我猛然觉得,天空是那么晴朗,道路是那么宽广,身体是那么轻盈,精神是那么欢畅。我终于可以像我一直向往的那样展翅高飞了!


          2007年2月23日于枕浪斋

  [后记]
  1977年的高考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自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文革造成的十一年废学,将3000多万知识青年挡在了大学校门外。1977年闸门一开,有570万考生走进考场,为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一场破釜沉舟般的背水之战。他们之中有27.3万从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成为有名的“77级”大学生。半年后的1978年夏天,又有590万人参加了高考,从中录取了40.1万名大学生。77 、78两季考生总数为1160万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两季共招生67.4万人,入学率仅为5.8%,即每百人中,只有5.8人有幸成为大学生。这样的录取比例无论是与文革前17年百分之二十几的高考入学率或是与今日中国大学百分之五十的高考录取率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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