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七届“历史与社会”工作坊会议纪要

2022年10月29日至30日，北京大学第七届“历史与社会”工作坊在线上平台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主题为“近代中国区域空间的形成与互动”。经评审，组委会从122篇征文中遴选出43篇邀请参会。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元周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教授致辞，会务组工作人员介绍会议筹备情况。

  本次工作坊参会者以青年学人为主，注重交流互动，设有组内互评和专家总评两个评议环节。与会学人的讨论热烈而富有卓见，为相关论题贡献了多角度的观察与思考。

部分与会学者合影

A组第1场讨论由王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持，江沛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总评。

杨晖（西华大学应急管理学院）《南京国民政府灾害应对能力考察：以四川省1936—1937年旱灾救济为中心》一文分析了四川省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全面抗战前夕四川所发生的严重旱灾的救济措施。他认为，川灾救济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央和地方涸泽而渔式的征纳导致国家汲取能力与濡化能力的失效。评议人蒋城琛建议将救灾立法的文字性叙述改为表格式，并进一步探讨立法工作的深度和实施情况。他认为，应将灾害应对放在历史大背景下，详细探讨中央和地方之间是否存在颉颃之处。

蒋城琛（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虚盈实课：战后过分利得税的变异》一文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过分利得税的创制、征收和废除过程。他认为，过分利得税在战后迅速畸变，成为了国民党政权敛财的工具，最终引起了工商界的强烈不满，最终被废除。评议人杨晖指出建议将题目调整为“过分利得税在战后的变异”，并在问题缘起部分进一步突出文章的问题意识。

林坤（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北碚疏建区的形成与战时后方主客关系演变》一文指出，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内迁中，四川乡镇北碚大量接纳了外省公私团体、难民，形成疏建区，进而形成文化和政治场域，当地人与外省人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紧张与对抗。但在实际接触后，主客双方分别从“他者”所蕴含的经验中实现了再认识与和解，并在战争的直接威胁下形成主客命运共同体和民族国家观念。评议人夏维奇认为，该文在史料的运用和解读方面可进一步加强。

夏维奇（淮南师范学院法学院）《电报建设与近代中国的市场空间》一文认为，近代中国的电报建设深受市场空间格局的影响。津沪线、沪粤线和沪汉线三大干线的线路安排及报局设置，与运河、东南沿海和长江三大水运要道及沿岸枢纽城市的地理分布基本吻合。电报网络亦多循重要商道及中等商业城市推进，这些区域一旦为报线联接，市场信息便大抵实现即时性传播。评议人林坤指出，本文在案例方面选取了三个省的中等城市，其代表性值得考虑。

江沛教授在总评中指出，杨晖文中关于灾情严重程度的判断应重新评估，文中提及的坊间粮食奇缺问题，也应从供求关系的逻辑出发再作思考。蒋城琛的文章应注意“前因后果”的介绍，应首先说明工商业者所得税的基本税种和额度，方便读者了解过分利得税的概念；同时应交代过分利得税取消后，国民政府以何税种作为替代。林坤的文章应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并注意史料不应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官方的记录。对于夏维奇的论文，江沛教授指出晚清电报和铁路的引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并非仅由商业和经济因素驱动，而是牵涉国防安全和政治稳定，同时也受到外国因素影响。

B组第1场讨论由许天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持，黄道炫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总评。

刘星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山东地区的连队整军》从山东地区连队整军的过程出发，以“组织纯洁化”为内在逻辑，指出整军具有“土改式整军”、“整党式整军”等方式，并探讨了整军过程中如何协调各方关系及重建权威。评议人董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认为，文章对山东整军工作的梳理十分细致，但应同时注意山东解放区的特殊性，以及山东整军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

董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1949 年干部南下后山东解放区的组织困境及其应对》指出山东解放区在干部南下后陷入干部数量少、质量差、思想乱的组织困境。但山东解放区采取了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干部数量的补充与质量的提高，体现出组织发展的弹性与灵活性。评议人刘星熠认为，可以适当延长研究时间范围，并搜集相关干部日记，丰富研究细节。

梁晨晖（安徽大学历史学院）《1931-1935 年陕甘边苏区红二十六军的整编、改造与党军关系的历史考察》指出，陕甘边苏区红二十六军的整编与改造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对党军关系安排的探索过程，呈现出中共“以党领军”、“以党建军”模式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评议人高静云（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认为，应注意外部因素（如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对中共整编与改造军队的影响。

高静云（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组织竞争与党团纷争：1927-1928年湖北暴动争议研究》以湖北唐生智政权溃败引发的党、团争议为例，认为当时党、团对中国革命发展路径认知的不同，是导致两者出现诸多纷争的缘由，这反映出中共探索革命道路的曲折性。评议人梁晨晖认为，党、团关系不仅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本文也应注意到合作的一面。

黄道炫教授在总评中指出，历史学论文的写作以时间和事件发展顺序为线索组织论文固然逻辑顺畅，但是也不可千篇一律。而且，相较于社会科学，史学论文倾向于去结构化，应尽可能避免使用三级标题，用论证和各部分文本自身的联系来组织论文。在探讨整党逻辑时，也不能仅停留在“组织纯洁化”的层次上。

A组第2场讨论由李玉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主持，王元周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总评。

张博（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生猪入草原：近代内蒙古养猪业发展及畜牧生产变革》一文，指出近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生猪养殖数量激增，猪在牲畜结构中比重不断增长，这一变化是一个多元因素相互交织、连续渐进的过程，反映出近代内蒙古畜牧生产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到全面抗战期间，内蒙古地区生猪损失严重，蒙地养猪业遭受致命打击，迅速衰落。评议人肖安淼认为，该文史料丰富、关注角度独特，但在数据应用方面应更加谨慎。

肖安淼（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改革开放以前郴县专区生猪销售市场的历史考察》一文梳理了建国前三十年郴县专区生猪销售市场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他认为，粤汉铁路的发展拓展了郴县专区生猪的销售市场，使区内大量生猪南下售价更高的岭南市场，这虽给养猪户带来了更高的收益，但也造成专区内生猪减少、市场价格波动。“总路线”实施以后，政府逐渐掌控市场，专区内各级政府以本级行政区为单位逐级“切割”生猪销售市场，以控制辖区内的生猪资源，完成派购和控制肉价上涨的任务。这导致养猪户的生产积极性下降，进而影响生猪派购任务。评议人张博认为，文章论述细致、史料丰富，但在叙述1959年养猪业兴起的经济因素外，还应注意到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于畜牧业的论述，此外应加强对基层养猪户的关注。

安劭凡（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织布亦织网：聂氏兄弟与近代北京小家庭纺织业者的“天下”构建》一文，从一份194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本科生的调查材料入手，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城郊的聂祝三、聂子贞兄弟二人从事家庭织布业半个多世纪的故事进行了微观史视角的呈现。文章认为，作为小人物，聂氏兄弟信奉凭手艺吃饭的传统信条，为扩展生意积极维护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织布与织造社会网络，他们与其身处的时代环境持续互动，构建了宏大历史叙述下属于他们自己的纺织“天下”。评议人张胜认为，文章的篇幅应适当精简，并应夹叙夹议，更加重视对史料的解读。

曹佐燕（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灾救灾的地方实践——以山东省五莲县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考察了山东省五莲县在建国初期防治小麦腥黑穗病的实践，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病虫害防治并非简单的农业生产问题，而是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力图改变农民的传统思想意识和传统的自给自足生产模式，促使他们在新社会中快速融入新的治理体系，并支撑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工业化进程。评议人安劭凡认为，该文档案翔实，建议文章部分采用图像化的展示方式，并将三个不同区域作分类讨论。

张胜（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徐有威教授（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国营厂办集体企业的一个类型考察——以安徽小三线为例》一文，揭示出了小三线厂办集体企业具有国防备战特性，普遍开发民用品并促进了母厂的“军转民”，在后小三线建设时代，其也与母厂同步调整乃至异地搬迁。在世纪之交，原小三线企业困难重重，厂办集体企业依附母厂的固有发展路径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大多被兼并、私有化或破产，总体呈现衰落趋势。评议人曹佐燕认为，该文所使用的资料丰富，成熟度较高，但应在企业志和地方志之外，更多发掘档案和口述史料。

王元周教授在总评中指出，张博的文章应进一步加强论述养殖业发展导致的人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变化，肖安淼的文章应进一步推敲“自由市场”等概念的使用，并应考虑对研究时段作进一步限定；安劭凡的文章应更加重视社会调查报告以外的其他材料，以便揭示民国时期北京纺织业的整体情况和各阶层的生存状态；曹佐燕的文章应进一步突出问题意识，并区别防灾与救灾两大概念；张胜的文章可进一步发掘更多种类史料，并将厂办集体企业的背景介绍清楚。

B组第2场讨论由刘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持，徐志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总评。

温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关系中的英国因素》一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国共关系的演变，认为若要准确把握中共对国共关系的分析及对世界格局的预判，必须将其纳入国、共、日、英、苏四国五方的复杂关系下思考。1939 年下半年国共摩擦升级不仅由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也与国际形势的刺激有关。1940 年夏英国大败于德国后，中共不失时机争取国民党，从而使双方关系进入一段稳定时期。评议人卢晓娜认为文章选题具有创新性、档案材料也较为丰富，但文章结构、章节安排等应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卢晓娜（中国历史研究院）《抗战时期美国观察者对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选择了三批在华时段不同且身份各异的美国观察者对中共的观察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多维度呈现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这些观察者都发现，中共具有“去苏联模式”的独立性，中共所主张的是“中国自己的共产主义”，中共所领导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新发现颠覆了美国观察者对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共形象的既有认知，进而影响了美国政府对中共战略角色的定位。评议人温程认为文章切入视角比较新颖，作者对美国档案也有较好的解读，但文章各部分应重新整合，同时应谨慎评价美国观察家的认知对于美国决策的实际影响。

叶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日本与清末东北鼠疫防控》以防疫事务的执行为主线，探讨了日本与东北地区鼠疫防控的关系。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满铁附属地，日本通过组建临时防疫部、增设基层卫生组织、投入大量国家资源，实现了防疫事务执行权的一元化，构建了起严密的防疫体系，客观上深化了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入侵。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以外地区，日本企图通过操纵清政府防疫事务的执行权，直接或间接扩张其势力范围。但在清政府的抵制下这一企图未能实现。评议人钟逸明认为文章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补充了日本视角，关注到了清廷的能动性和中方的复杂性，建议进一步突出中日间的博弈并从医疗卫生视角进行深入研究。

钟逸明（澳门大学历史系）《二十世纪初新加坡华侨的全球视野与民族主义——基于<叻报>和<天南新报>对日俄战争的报道》认为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新加坡《叻报》和《天南新报》对战争进程、国际影响以及清廷应对的报道和评论刺激了华侨的民族情绪。当时华文报人和读者对日俄战争的密切关注反映出中上层华侨已具备国际视野，这种关注催生出来的民族主义使他们先后投身于抵制美货和革命活动。海峡殖民地政府对新加坡华文报章采取放任政策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评议人叶磊（中上大学历史学系）建议更加慎重地评估报纸的影响和作用，并补充读者反馈情况。

徐志民研究员在总评中指出，四篇文章问题意识比较明确，能够比较好地掌握目前学界的研究动态，但在行文过程中应点明与既往研究的关系和区别；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和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文章论据应为论点服务，二三级标题之下的内容不可太单薄，同时应注意表述的准确性；应加强多种史料的使用，多元互证，避免史料的单一化。

A组第3场讨论由刘东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主持，刘诗古副教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总评。

曹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国家政权内卷化”再审视：以1946-1947年浙江省乡镇调整为中心的分析》分析了黄岩县乡镇调整政策自上而下的落地过程，通过考察基层政权执行乡镇调整政策时的具体实践以及不同群体在这一事件中的利益抉择，揭示出国民党统治时期基层政权的实际性质，以回答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政治是否已经突破“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问题。评议人粟黎源认为，乡镇调整和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联系还需要进一步阐述。

粟黎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产权与边界：晚清以来洞庭湖水域政区边界调整与地方博弈—以岳阳、华容二县为例》以岳阳、华容两县边界百年纠纷为例，探讨晚清以来洞庭湖水域政区边界形成与调整的根本原因，以及在边界调整过程中省级政府、县级政府、地主豪绅、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评议人曹辉认为可以探讨各方在协商过程中为何不选择诉诸政府以外的途径，并在结语部分进一步深化论文的主题。

张江波（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地方精英与县域政治：1930年代初宿县的烟捐风波》以宿县的烟捐纠纷为例，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精英如何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因应制度变迁，以维系其在县域政治中的地位和权势。评议人林增煜认为文章可以进一步补充两次暴动之后的宿县烟捐情况。

林增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太古轮船茶房风潮的触发、反弹与平息（1932- -1934》梳理了持续年余的太古轮船茶房风潮，重建了其自上海发展到汉口、广州直至获得初步解决的史实进程，并着重解读相关各方参与或介入风潮的动机和立场。评议人张江波认为该文核心问题意识仍需提炼，可以关注工会组织的斗争方式是否有新的特点，从而导致了有利于茶房的结果。

刘诗古副教授在总评中指出，曹辉的文章在考察乡镇缩编时，需要评估调整乡镇的实际财政意义，并关注基层的声音，纳入百姓对乡镇调整的看法；粟黎源的文章应更多关照既往研究，并抓住核心问题与之对话；张江波的文章在学术史梳理中应将地方问题融入更为宏大的学术体系中；林增煜的文章在叙述劳工风潮时须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

B组第3场讨论由韩叮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持，罗群教授（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总评。

张临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疆域、五族、融合：跳布扎的仪式政治》认为清朝通过特有的仪式“跳布扎”统合边疆。康熙为维系边疆，将跳布扎辟为京城官方盛典，并在朝廷设京城藏传佛教系统，努力使北京替代拉萨的中心地位。乾隆帝将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元素加入京城跳布扎，改单一藏人舞蹈为五族合舞，共同驱敌，并以汉传布袋和尚为主神，凸显乾隆帝以汉为重的五族融合共建国家观念。平定准噶尔、金川、张格尔后，新形制立即被推向伊犁、川边、科布多，又随班禅觐见送往日喀则，以规范边疆人群信仰，塑造其国家意识。近代以来，跳布扎在京城常态化，融为无分满汉的北京民俗，为族群政治关系作了宗教性表达。评议人邹立波认为，文章的观点还有深入探讨和考量的空间，概念表述须更加严谨。

陈皓（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从“外向”朝鲜边疆到“内向”中国边疆：中朝边境延边的边界建构和治理（1945-1970）》认为近现代边界建构不仅是国家建构的具体要求，还影响着国族的形塑和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文章指出，中朝图们江边界在近代经历了从自由开放到严格管控的转变，延边边疆也从与朝鲜紧密相连的“外向”边疆转变为与朝鲜脱钩、与中国内地合拍的“内向”边疆。这一边疆转型是中国近代领土属性转型的体现。延边边界转型是北京、延边朝鲜族和平壤三方互动的过程。中国国家的意图实现和国家建构的进展与边疆朝鲜族的活动和中朝关系的阴晴消长密切相关。评议人张临希为报告人提示了更多相关研究，并建议进一步限定和阐明有关概念。

龙其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代中国边政研究对“新疆”知识观念的建塑和传播——以二十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的考察》认为，二十世纪30-40年代中国边政研究的兴起，为当时国人普及了“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史地学和地缘学知识，以往对于新疆的“边荒之地”印象逐步破除，而“亚欧大陆枢纽”、“抗战大后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交通线”等区域形象也较为成功实现了对“新疆”知识观念的时代性重构。此外，研究者还通过报刊传播和巩固了新疆作为中国国家领土一部分的知识观念，坚持了维护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治学立场。最后，研究者对新疆多民族共存的历史和现实的考述，动态展示了各民族在天山南北的交融发展历程，以及新疆作为各族人民共有家园的历史文化景象，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属性提供了有力的历史和现实证据，代表着民族团结的进步方向。评议人努丽亚·卡迪尔认为该文借鉴了民族学、社会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选题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建议加强其他相关史料的佐证。

邹立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歇家、锅庄与旅马店：互惠交换传统与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认为，从本土视角来看，歇家、锅庄与旅马店等族际贸易中介是青藏高原互惠交换传统与内地商业运营模式互嵌、交融的产物。互惠交换传统依托贸易伙伴关系，为藏商、农牧民与外来交易者通过贸易中介从事族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本土的物资交易逻辑和社会交往渠道。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路径同中有异，摇摆于经济与社会之间，分化出歇家、锅庄为代表的区域类型。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族际贸易中介和各族商人群体习得、效仿互惠交换传统，走出贸易枢纽城镇，将贸易伙伴关系反向运用于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开拓出双向的族际贸易途径。随着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互惠交换传统的分化，新的族际贸易中介产生，反映出青藏高原社会经济东向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历史进程。评议人陈皓认为这种比较研究的视角十分新颖，建议继续深入考虑青藏高原社会经济东向发展的内部动力因素。

努丽亚·卡迪尔（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赋税征收与地方治理：民国初期新疆省政府整顿赋税研究——以吐鲁番为个案》认为，民国初年由于时局动荡，民国政府无暇西顾，作为新疆财政命脉的“协饷”断绝，税收正式取代协饷成为新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解决财政危机，新疆省政府对财政税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和调整。通过对吐鲁番地区的研究，可以看出省政府财税制度改革的实施状况和影响，以及赋税整顿与地方治理间的关系。省政府在吐鲁番地区多措并举，保证了赋税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维持了新疆的稳定与安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龙其鑫肯定了文章的研究旨趣和文献运用，建议有关近代吐鲁番财税部分的内容可再加强。

罗群教授在总评中建议张临希将“疆域”理解为仪式地域的拓展，乾隆的“天下观”到“五族改制”的递进变化也需要更多呈现；建议陈皓的研究更多呈现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以便建立中国学者的自主话语体系；在努丽亚的研究中，省政府、县政府和地方士绅的互动关系方面应再加强，财政税收层面可进一步突出，并放在全国层面来看待这一问题；邹立波的研究从经贸中间人群体切入，弥补了目前学界对边疆贸易中介群体研究的缺失，建议继续深入探讨这类人的身份转变路径，同时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龙其鑫的研究在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方面很凝练到位，但也建议在知识观念之外，强化对知识传播的探讨。

A组第4场讨论由陆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持，张仲民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总评。

陈腾（北京大学中文系）《乾隆中叶的士人游宦、书籍流通与朴学跨省传播——由李文藻<行笈书目>切入》一文指出，由于科举考试与选官回避制度的规定，清代士人的游历行为跨越各省，扩大了学术书籍的流通范围。行笈所携之书，构成游宦者读书治学、理政社交的知识资源。该文通过李文藻的《行笈书目》的内容、版本与来源探求藏书者的学术旨趣，并结合书目背后的人际网络，透视李文藻金石学与文学见解的生成过程，把握朴学在民间的传播机制。评议人郭林林指出，应更加突出李文藻与其南下途经地区士人之间的交流情况，并进一步考察《行笈书目》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情况。

郭林林（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绘画图像传播策略研究——以怡和行行商伍氏家族为中心》从图像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切入，指出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在图像的选择上采用不同的策略，对外以西洋肖像画为主，对内则以传统士大夫文人山水画为主，从而通过图像产生不同的文化意涵。评议人陈腾指出，文中将伍秉鉴和伍元华的两幅画作为比较对象，但两幅画在多方面存在差异，在比较时应更加慎重。

林秋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戏里戏外：上海“新舞台”与辛亥革命》指出，“新舞台”并非完全为一面向市场、纯粹提供娱乐的商业戏园，也具有政治意味。在辛亥革命中，“新舞台”还参与了保卫地方安全的商团和救火联合会。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帮助演员群体获得国民身份与资格的重要途径。评议人宫陈指出，在探讨“新舞台”政治属性的同时，也应重视其商业属性，同时应与英法租界的类似舞台作比较。

宫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出版的政治学：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公私合营》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元济为化解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困境做出了种种努力，但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商务印书馆最终完成了从私营资本企业到吸收国家资本，再到公私合营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张元济的种种因应有助于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生意”与“出版政治”间的关系。评议人林秋云指出，应思考张元济的人脉如何影响其对时势的判断和分析，以及何种因素使得张元济意识到公私合营的大势不可抗拒。

张仲民教授在总评中指出，陈腾的文章应更加恰当地评估书籍印刷和出版的作用，朴学的流行不仅依靠书籍出版，更与抄本及官员的提倡、盐商的资助有关；郭林林的文章应注重受众对于图像的理解和接受，并可借鉴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理论；林秋云的文章同样应关注“新舞台”受众的反应，同时应更多地挖掘运用报刊之外的日记、书信、文学作品等其他类型史料，并重视新舞台的商业属性；宫陈的文章可进一步深挖张元济的人生轨迹和心理活动，1949年后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的奔走亦是对其日后的人生道路的投石问路。

C组第1场讨论由陈少卿（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主持，黄江军助理教授（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总评。

易辉（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从轮船主到反革命：一个“船帮把头”的一生（1894-1953）》从微观史的视角切入，以个人司法案卷为核心史料，通过追溯“船帮把头”王传宝的个体生命史，分析在民船运输业遭到轮船运输业冲击的背景下，王传宝这样的船民做出何种选择以求得生存发展，以及1953年“水上镇反”运动中新政权对“船帮把头”的清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生命历程。评议人吕培基认为，在论及政府对船帮把头不同性质的认定与处理方式时，对于“清理中层”运动与“水上镇反”间的关系应做更详尽的说明。此外，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论述的基础上，也可以考虑突出结构性因素，并将其融入整体叙事中。

吕培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省级清洗”与反右派运动——以浙江“沙杨彭孙”案为例》梳理了由整风反右运动开始直到沙杨案定案前后的全过程，指出本案进程中的央地关系和地方差异，从而说明，视党内斗争为阶级斗争的宏观政治环境与当地原有权力结构的交互作用，对地方党内反右有着深远影响。反右派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自“高饶事件”以来的“党内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扩张并深入地方现实政治，最终形成“省级清洗”。评议人易辉认为，本文注意到前人研究在史料上的缺陷，通过补充“过程文献”还原了定案的全过程，史料扎实、论述充分，但建议进一步加强与前人研究的对话。

刘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的革命化与师生关系研究》以向达、陈雪屏、周炳琳等三位政见各异的北京大学教授为分析对象，通过考察他们与学生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当时师生关系的几个典型面向，借此探究国共政争对师生关系的形塑过程。文章指出，受革命影响的师生关系将对大学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和知识传承；二是使师生之间发生若干权势易位。评议人曾祥辉认为，三位教授是否具有典型性需要斟酌，此外还应酌情补充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其他教师与学生间的关系、教师之间的关系等内容。

曾祥辉（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应急与乱象：北京城因应武昌起义的军政措置》聚焦于武昌起义爆发后北京城的军政措置，指出清廷编设第三军驻屯京畿、增调武卫左军入京防卫，民政部增募巡警、加强社会管控，目的都是稳固清室在京城的统治根基。然而，第三军总统载涛和署理民政大臣桂春所推行的军政措施加剧了旗汉纷争的社会气氛，徒增京城混乱，致使人心惶惶。八旗亲贵南辕北辙式的施政措施，不仅无助于京城的稳定，而且令清室根基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日益飘摇，推动其逐渐依靠袁世凯来免受革命战火的冲击，但终究难逃覆灭的结局。评议人刘洁认为，不应将“用兵之时，载涛选派禁卫军旗兵入驻皇城”简单归因于清廷亲贵尚存浓厚的“满汉畛域”观念。军政形势紧张之时，调动最信任的部队是统治者的理性选择。应站在历史当事人而非后见者的角度理解清廷的处境和应对方式。

黄江军助理教授在总评中指出，四篇文章都关注到以往不受重视的“空间”，阐发具体时空的特殊意义，高度切合本次论坛主题。易辉的文章应进一步分层次梳理王传宝的复杂社会关系，考察运动来临时王传宝是否可能利用人际关系资源化解危机；吕培基的文章应关注省级官员间的历史矛盾，矛盾如何被政治话语包装，并影响省级清洗的进程；刘洁的文章不妨从更长时段考察政治对于师生关系的影响。此外，能否得出“师生关系因受革命影响而发生若干权势易位”的结论，还需再仔细斟酌。曾祥辉的论文则应考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为保证政权的稳定性，是否对于突发事件有应急预案。

C组第2场讨论由张江波（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持，徐有威教授（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总评。

李玉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953 年北京市郊区粮食计划收购工作的历史考察》指出，北京市郊区是非典型的粮食计划收购地区，但1953 年 10 月至 12月，北京市委及各区乡相关工作部门通过加强对干部与农民的思想教育与宣传动员，并结合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开展京郊粮食计划收购工作，最终完成了计划收购。该文通过分析京郊统购工作中的困境与策略，呈现出城市郊区粮食统购统销的丰富面相。评议人黄骏指出，在运用档案时须进一步注意档案中名词的定义，同时注意统购政策与新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间的关系。

黄骏（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950 年代初期教会医院接办问题初析：以江苏南部地区为考察对象》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教会医院态度宽容，允许其继续运营，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恶化，教会医院也因此难以维系，并最终由政府接办。该文选取江苏南部地区的教会医院作为研讨对象，对其接办过程作了分析。评议人顾荻飞建议考察教会医院内部不同群体对接管的看法，并与其他性质的医院作比较。

顾荻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旧与新的拉锯：以上海妇女补习学校的改造历程为例（1949-1958）》还原了上海妇女补习学校如何利用新中国成立后的“解放”与“革命”性质，获取妇联等机构的支持，能动地重塑自我历史，为“妇女劳动”注入新的意涵，并随后在颠簸之中被改造为一所初级中学。评议人刘东庆建议在标题中突出国家、学校与妇女个体间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妇女在学校中的实际生活状态，以及学校对其职业生涯的影响。

刘东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苏联-中国-越南”：国营农场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跨国流动》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超越一国范畴、规模宏大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一国的经验往往引发多国同频共振式的连锁反应。国营农场制度在苏联、中国、越南之间的传播，即反映出制度、技术、知识在同一阵营内部跨国流动的侧面。评议人李玉蓉认为，在对制度流动问题的探讨中，应进一步深入所有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并注意突出制度流动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独特性。

  徐有威教授在总评中建议各位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史料的丰富性，避免单一运用档案史料，加强对口述史料和机构史料的挖掘；应避免将档案中的语言照搬到写作中，并注意个体研究对象在现实图景中的“位置”，加强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性质研究对象的比较。

C组第3场讨论由张临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持，韩策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总评。

尚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产与学款的纠葛：废科举前后学田转向的路径演变》聚焦于清末废除科举前后学田的性质与归置转向。由于清廷谋划以学田充裕学款，基于学田的官有、公有与私有分化出不同的层级流转逻辑。废科举之际，缘于官学双方对学田款产诉求的错位，学田款产性质渐趋分离，并衍生出多重归置路径。围绕这一问题，学务系统、地方官府与绅董之间兼有龃龉和竞合。此后，在多方因应及学款支绌导向下，延续学田学产性质成为必然选择，其归置路径终得以统合。评议人王亚飞肯定了选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的丰富程度，并建议在前人研究和自身研究间建立恰当的逻辑关联。

周传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天津练饷与同光年间盛宣怀家族的典当经营》重点关注盛家公账房统一经营的典当事业。同治十一年的天津练饷发交盛典生息，既符合朝廷节省京饷开支、直隶开拓本省财源的诉求，也有助于处于业务上升期的盛典扩张规模。丁戊奇荒期间，直隶为筹措赈款频繁向盛典提出缴还本息、补缴差价的要求。作为民间金融组织，盛典的还款效率最终受制于市场。虽然盛典基本满足了直隶方面的要求，但整体来看仍亏累严重。这一过程反映出晚清政府开始尝试利用民间金融机构解决财政问题，但官商地位的不平等、典当资金容载力的不足导致效果不佳。评议人尚伟认为，本文深入挖掘了盛宣怀档案等核心史料，对盛典发展脉络的梳理也十分清晰，建议将苏州其它典当行的情况作为对照，户部方面的材料亦值得关注。

王亚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新旧交缠与央地互动：清末新政初期拟定全国学制的尝试》从“新旧”和“央地”的视角，考述拟订全国学制的具体进程，思考影响清末新政成效的重要因素。庚子事变之后，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主持学务新政，并颁布了全国一律的壬寅学制。由于张百熙倚赖的重要僚属张鹤龄等人均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学务新政引起了诸多非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戊戌党争的延续。为缓解学务危机，张百熙试图争取权势正隆的江鄂方面，尤其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只是从结果上看，这种求援行为虽也收到一定的正面效果，但亦对其自身造成了掣肘和反噬。评议人周传龙认为，本文关注到了制度史变迁背后的人事纠葛，但须慎重考虑“新旧”和“央地”的视角是否有“后见之明”的色彩。

陈少卿（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代无锡机制面粉业的兴起》梳理了无锡地区机制面粉业的兴起历程。无锡因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发达的仓储和金融业、深厚的商业传统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机制面粉业的重镇。起源于无锡的茂新-福新面粉公司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面粉企业。以茂新-福新面粉公司为代表的无锡机制面粉业，不仅实现了进口替代，还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评议人邵钢锋指出，应重视上海对无锡工业的辐射作用，同时应补充金融业领域的相关史料。

邵钢锋（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学系）《民国上海公所善堂的变化与传承——以上海四明公所、浙绍公所永锡堂为中心》围绕民国时期上海公所善堂的变化与传承展开论述。民国以后，沪上宁绍会馆公所的会董多为银钱业出身，经费来源广泛，专设司务管理捐款。公所成为连接宁绍同乡与故土往来的中转站，专为同乡运柩提供暂厝、转运、施葬服务。集团运柩之举逐渐形成一套合理、庞大而细密的运柩规程，这一运柩网由旅沪浙商同乡相互关联而成，既强化了旅沪同乡的地域认同，增进了同乡的凝聚力，也从侧面更好地阐释了近代以来浙商义利并举、抱团取暖的群体特征。评议人陈少卿认为本文史料运用详实，史实还原清晰，建议在使用概念之前稍作解释，以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

韩策助理教授在总评中指出，尚伟的论文若缩小研究对象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将有助于清晰呈现学田转向的脉络；在周传龙的论文中，盛宣怀产业的具体属性仍有待斟酌；在王亚飞的论文中，为还原拟定全国学制的历史细节，应勾勒当时朝中大员间的往来互动情形，也应向前向后延伸时间界限，增强叙述的连贯性；在陈少卿的论文中，使用无锡面粉业的统计数据时应仔细考订其准确性；邵钢锋的论文在关注公所善堂变化与传承的同时，也应思考“死亡”在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意义。

10月30日下午，在所有10场分组讨论结束后，进行了圆桌会议环节，由王元周教授主持，总评专家分别围绕会议主题畅谈研究方法和心得，并对与会青年学者提出期望。江沛教授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须打破1949年的时间界限，将民国史与新中国史贯通起来，青年学者应构建更加完整的知识结构，不应局限于单纯的历史学知识。徐有威教授指出，青年学者应进一步发掘科技史、体育史、文化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并在研究中注意史料的多元性，根据史料情况确定适当的选题。张仲民教授对本次会议做出了肯定，并对今后会议的主题选择提出了建议。徐志民研究员希望青年学者更加注意学术史的回顾和多语种史料的运用，并指出近现代史史料驳杂，在研究中应加强对史料的筛选和分析，避免堆砌，在选题上应选择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问题。刘诗古副教授认为应重视空间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理解中国统一格局形成的复杂性，在关注不同空间的差异之外，也应重视它们彼此之间的流通与整合，并将个案研究与更宏大的历史脉络结合起来。黄江军助理教授指出，在如今史料和分析工具空前丰富的情况下，应更加注重常见的主干史料，并在写作中抓住关键史料，更加关注研究对象的价值，加强与既有研究的对话。总评专家发言后，几位青年学者也谈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与专家进行了交流。

会议至此顺利闭幕。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工作坊将继续为青年学者创造高质量的交流和对话平台，期待学界持续关注、支持。

文稿|会务组